莫高窟里的道士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开凿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前后延续约1000年，是古丝绸之路不同文明对话和交流的见证，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宝库。

公元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攻灭了佛国于阗，战火随即向敦煌蔓延,面对即将到来的清洗，莫高窟的僧人们被迫踏上逃亡之路，出逃之前，把五万余册经卷藏在一个三米见方的洞窟里，外面垒上墙，绘上壁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逃的僧人一个也没回来，藏经的洞穴就这样成了谜。

1890年左右，一个云游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道士叫王圆簶，湖北麻城人，生于1849年，因家境贫寒，清光绪年间到甘肃肃州当兵，离军后，在酒泉当了道士，到莫高窟后就在破败的庙里定居下来。为了发扬道教文化，他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修缮改建，一边四处化缘，一边把莫高窟部分佛殿改成道教灵宫。

王道士供奉香火、接受布施，维持着修缮工作，他曾想用石灰将壁画刷白，但刷了几个发现工程太大于是作罢，但每天清理洞窟沙子，是必不可少的工作。1900年5月26日，在清扫到第16窟积沙时，发现一个暗门，门内是一间小秘室，隐藏着堆得满满的4至11世纪写卷和绘画，这就是莫高窟的第17窟，藏经洞。

王道士虽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但他认为这不是小事，需要往上报。于是带着两卷经卷，步行50余里找到敦煌县令严泽，但严泽不懂，便认为没什么价值。后来，王圆箓赶着毛驴带两箱经卷，在沙漠中走了八百余里来到安肃兵备道台报告廷栋，廷栋同样没有认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

1902年，王圆箓挑了一些上好的经卷、绢画送到敦煌新任县令王宗翰处。次年，叶昌炽就任甘肃学台，包括汪宗翰在内的一些官员就把王道士送的经卷、绢画转送给叶昌炽。叶昌炽是行家，当即判定这些敦煌经卷的学术价值。汪宗翰主张将藏经洞内的珍宝运到省城兰州妥善保管，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04年，上面才回话，原地封存，仍交王道士保管，就这样藏经被交到王圆箓手上。

上报期间，为了确定经卷价值，王圆箓将其中写得不错的拿了些，送给附近官绅和过往士大夫。多年的修缮已使募捐困难，经卷或能换些银钱，所以在1900年至1907年间，王圆箓或卖或送的经卷无从考据。

修缮需要经费，王圆箓为此费尽心力，后期甚至敢向清廷讨要拨款，《催募经款草丹》就是王圆箓为催要清廷承诺修缮款而上呈清廷的文书，其中写道：异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此信因无正规渠道上达清廷，所以并未寄出，但由此可见，王圆箓在准备上呈清廷文书时，已为修缮维护募捐花费了两万余两银子。

1907年3月的一天，英国人斯坦因带着他的小队，在中国向导蒋孝琬带领下，来到敦煌。他听说敦煌出了经卷，就来一探究竟。而此时的王道士，正外出化缘。

斯坦因了解到，王圆菉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不好对付的人，因此制定了缜密的计划。5月21日，斯坦因重返敦煌莫高窟，他在回忆中写道：这天，已过了朝圣日，整个石窟，除了王道士和他的两个助手及一个身份卑贱不懂汉语的喇嘛外，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王道士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狡诈机警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

斯坦因先以学者的身份先对一些壁画拍照，以此来掩饰主要目的。当路过藏经洞时，发现洞口已被封闭，斯坦因不知什么情况，问王道士也不说。最后在答应给王道士捐助修缮庙宇后，才说出封堵密室是为了防范朝拜香客的好奇心，但不同意让看洞内经卷，只让看他手头的几份，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

蒋师爷急迫的看经要求使王道士有些心烦，斯坦因怕计划告吹，便慢慢和王道士接触，期间对洞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了考察，编了20个洞窟窟号，做了一些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在与王道士接触中发现，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着，使他联想到赴印度取经的玄奘，对于这种虔诚的信徒，光用钱是行不通的。

蒋师爷通过打听也得知王道士最大的愿望是修缮庙宇，几年来，他将化缘得来的钱都用在重修洞窟了。斯坦因便投其所好提出参观王道士修缮的洞窟和塑像，王道士欣然同意，带领斯坦因和蒋师爷欣赏了增补的泥像和壁画，虽然比原塑像和壁画粗俗逊色很多，不过王道士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斯坦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摸清王道士底细后，斯坦因开始用玄奘的故事博取王道士的信任。表示自己是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了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王道士渐渐听得入了迷，眼睛开始发亮，他热情地带领斯坦因走到大殿外面一条新修的长廊，向他们炫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景色的壁画。其中一幅正是朝圣者满载佛经准备从印度返回的情形，斯坦因于是提出让他把这些古代经卷取回印度，并称这是命运的指引。待要借经卷时，王道士只是敷衍，并不拿出来。

到深夜，蒋师爷抱着一小捆经卷悄悄走进斯坦因的帐篷，说这是王道士答应给他们看的第一批经卷。为了弄清楚上面写什么，蒋师爷连夜翻阅，发现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的佛经，经卷边上还有玄奘的名字。斯坦因立刻有了主意，将无意中抽出的玄奘翻译经卷，说成是神的旨意，蒋师爷也附和说，王道士随手拿出唐僧翻译的经卷，正是上天让他将密室藏经展示给斯坦因的表示。蒋师爷的一番话，哄得王道士信以为真，再加上斯坦因表示愿意捐助，于是走到密室门口，开始拆除堵门砖块，几个小时以后，斯坦因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藏经洞。

最终，斯坦因以4锭马蹄银（200两）的代价运走了1万多卷经书写本，500多幅绘画以及230多捆手稿。

1908年2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流畅的中文和500两银子的代价，让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士几乎没什么抵抗就允许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任意选取。凭借着高深的学术功底，伯希和在约3周时间内如痴如醉地翻阅了藏经洞文件，拍摄照片376帖，选出最有价值的精品二千余卷，于1908年6月8日离开敦煌。

1909年，伯希和将大部分经卷运回法国后前往北京，在6月拜会了熟人两江总督端方，宴会时伯希和展示了随身携带的残卷，端方闻之扼腕，当即表示愿意购回一部分，遭拒。但把其中最珍贵的经卷借给端方欣赏。敦煌有大量珍贵文献的消息就在中国学者圈子里传开了。

北京学界为伯希和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宴席，并希望以后可以复制利用。在《莫高窟石室秘录》中学者说：归后则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亦如源氏寄还中国。伯希和是这样回答的：经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恳写者，此可照办。

经多方努力，清廷才意识到自己的宝贝要没了，于是在1910年作出决定：学部拨银六千两，由该省先行垫款，悉数购运来京，毋任再有散失。敦煌县存档案《宣统二年第八号移文》记载了运京和拨款情况：除拨给千佛洞住持王圆箓香火银三百两外，其余银两，尽数拨充改修文庙、补修县城城墙之用。所有经卷，已由本县派员检点，分批运省转京。王圆箓实际只领到300两香火银，所以才会有前文向清廷讨银之事。

经卷运京前，王道士留了部分经卷，在敦煌清理装车后经兰州中转入京，全程2000多公里，不用木箱，以席捆大车，沿途官员随手抽取。1911年的3至4月间经卷运抵北京，移交京师图书馆，初点8679卷，包括以长卷撕短充数。

此后：

1911年10月吉川小一郎抵敦煌、1912年1月橘瑞超到敦煌，二人共收写本369卷、塑像两尊，总计支付白银352两。

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以500两代价从王圆箓手中获取写经570卷。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带队到敦煌，收集1.8万写本、百余幅绢画、剥离壁画12幅、塑像14尊。测绘443个洞窟、拍摄2000余张照片、复描壁画数百张。

1921年，在苏俄内战中失败的469名白军逃窜至莫高窟，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致使泥塑断手凿目；在洞窟内烧火做饭，导致壁画杯烟熏火燎，面目全非。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72两银子以布施的名义，连剥壁画12幅，唐代菩萨彩塑一尊。

在后来的商业流转中，敦煌经卷散流到多个文化大国博物馆，而中国留下了最可怜的一部分。

没了经卷后，王圆箓仍以道士身份留守莫高窟，继续清理积沙、修补洞窟、修建太清宫，但因文物流失，饱受当地民众与舆论谴责，一度装疯卖傻以求自保。晚年生活清贫，1931年在莫高窟去世，终年81岁，弟子感念功德为其立了道士塔。

历史记住了盗卖经卷的王圆箓，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而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大辞典》中这样评价：王道士在外人引诱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这样写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 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1925年以后，中国学者多人次到法国查阅经卷，伯希和基本履行了当年对北京学术界的承诺，当中国学者看到伯希和整理的敦煌经卷时，感叹留存部分的状况反不如法管之善。而去大英博物馆访书的中国学者却屡屡遭拒。

2015年，法国承诺赠送全部法藏敦煌遗书高清数字资源，已于2018年3月在国图中华古籍资源库上线开放。

2025年，大英博物馆通过API接口与敦煌研究院数字藏经洞平台共享了1200件敦煌文物数字资源。

文中照片来源于网络公开的截图，原为黑白，由41图片老照片修复工作室使用数码技术手工后期上色，不涉及人工智能技术。